这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北京四合院。

在二环的东四十条站下车，沿着繁华的马路走不到一百米，进了这条因为拆迁闹得沸沸扬扬的东四八条胡同。蓝色的铁皮围住了几个月来备受争议的9号院两间已拆掉的平房，铁皮不起眼儿，北京到处都是。

随意走进胡同口一个漆着班驳朱红色的大门，空旷的大院被各家隔成了一个个单间，篮球场大的院子挤着好几十户人家。坑坑洼洼的石板路、布满蜘蛛网的电线、锈迹斑斑的铁门、堆满杂物的犄角旮旯……只有依稀可见的已经风蚀的雕花顶隐约透露着曾经的风光。

此次拆迁最强有力的理由在于“危房改造”，然而，一部分房地产界业内人士认为，大面积的旧民房地处市中心黄金地带却不能带来相应的经济价值，是直接动因。

找人家闹，我不是这种人

木门有些霉烂，褪了色的红色对联还挂在门框上。一头白发、面目慈祥的老太太拉开门，“您找谁？”小屋挤挤匝匝，两边靠墙各放一张床，铺着干净的绒布；此外，除了两个木头立柜，家里就再没件像样的家具了。逼人眼的是墙上两幅巨大的圣母、耶稣像，在普通人家很少见的摆设。

因拆迁的事着急，大病一场的李春荣在医院躺了个把月。刚刚出院两天，现在走路还往一边倒，说话时嘴角不时抽搐，老人家常常不好意思，“我……是不是……没说清楚……啊？”

按照房本上登记的，李春荣家的建筑面积是23平米，即使加上搬来时上户人家自搭的那间小棚儿，也就36平米。老街坊们传来的小道消息，每平米补偿8020元，算下来，最多也就28万，弄不好就18万。而眼下，这个区域新开盘的民用住宅均价至少在每平米13000元以上。

“现在北京的房价那么高，连昌平的二手房都一万一平了，我拿这二十万，上哪儿买房去？”原来动不动听说要拆，也只见打雷不见雨点。一个月前得知拆迁的消息，说是以街口为起点的50平方米之内。她没太在意，自家不在这个范围里，不用拆了。没想几天后，看到大伙儿围着议论厕所墙上新贴出的拆迁公告——拆到90平方米，并且规定“被拆迁单位和个人必须服从城市建设的需要”，一个月内必须完成搬迁。

尽管一向想得开，老伴也安慰说走哪儿算哪儿，但被迫离家的事如此确凿地将要发生时，李春荣还是慌了，夜夜急得睡不着觉。原来血压特别低，体温才35度，一天的工夫，血压“噌”地上升，嘴竟然一下歪了。

这场突发性的脑梗塞差点要了她的命，住院一个月花去1万8千多，家里省吃俭用所有的钱全搭上，还借了6千。“没有一句怨气是不可能的，但要说去找人家闹，我不是这种人。”

生活就像走钢丝

李春荣与老伴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多年来，一直过着非常安静、沉湎内心的生活。

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跟老伴领着小孙女到王府井教堂做弥撒。除了这一项活动，她每天几乎都蛰居在小屋之内，别人眼里的她有些清高，但她并不感到寂寞，买菜做饭打扫卫生伺候母亲带孙女，生活平淡却很幸福。

小屋虽简陋，老少四代勉强也能住下，再加上位置不错，交通便利，简直是全家人的天堂，呆了近三十年，有感情了。“虽说钱少点，我一直都挺踏实的，也不和人比，就想着这样慢慢到老就行了。”

李良荣在家里养了几只小鸡，叽叽喳喳地挺有生气。5岁的小孙女看到高兴坏了，追着小鸡跑，玩死了两只。我们谈话的时候，她90岁的老母亲一直在专心致志地逗小鸡玩儿，老人家耳背，叫也听不见，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李春荣满眼含笑，“我这岁数还能有一老妈！虽然她一天也不说什么话，光看着就特满足。”

没想到这“快进坟墓”时，生活的平静被打破了。“我这样的家庭，哪来买房的钱？”泪水止不住地下来，她没有擦拭，仍旧微笑，“只能靠主来拯救我了……”

今年63岁的李春荣，原是北京市阀门厂职工，现在每月拿1200多元的退休金。在“低工资、低消费、高积累”的计划经济时代，40多元的工资就拿了十来年，“前几年调啊调，才到这个数。”两个儿子经济状况都不好，43岁的大儿子身患糖尿病，儿媳妇又没工作，每月两千多的收入付了医药费所剩无几；小儿子没“铁饭碗”、档案至今还放在人才市场，四处打打短工，两年前刚结婚，生活也就基本维持着。

老母亲没有单位没有医保，一辈子跟着李春荣这根独苗，大小病都靠着她；孙女打生下来就是自己一手拉扯大，“大儿子困难，三十六了还不敢要小孩，我说我少吃一口，把孩子给你养大了，就这么一直带着。”李春荣的老伴69岁了，天天朝九晚五地给房地产公司干点发放传单的零碎活儿，每月挣四五百贴补家用；旁边的小房有人租能月进五百，没人租就空着……一家的生活就像走钢丝，处处算计着过日子，稍有不慎就会失去平衡。

“像我们这种情况，国家就一点怜悯都没有？真要拆的话，钱我弄不来，要命我们有几条！”

“文保区”没有文物价值？

因为是胡同，因为是旧城区，东四八条的拆迁像过去20年成千上万倒在推土机下的四合院一样，时时触动媒体的神经。普通百姓、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东城区文管所与北京市文物局，都介入讨论之中。

房地产开发商的“公开说法”是，几年前经文物保护方面的专家论证，拆迁的地方没有文物价值。而众所周知，经历过明清两代的东四八条胡同在历史上就是繁华的商业娱乐中心，京城很多好吃好喝好用的铺子汇聚在这，胡同里还住过不少大人物，云集朱启钤、叶圣陶等名人故居，四周有众多具有文物保护价值的古建筑以及挂牌保护的四合院落，早就成为北京市第一批认定的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

文物保护单位、房地产开发商，历史和现实，发展和保护互相撕扯；再加上公房（房管局的房）、单位房、私房，各种产权关系纠缠在一起；标准租、经租房等种种历史的“沉案”，胡同里的故事足够复杂。

但是，所有复杂的事，在李春荣眼里都很明了。高高兴兴赞成拆迁的，多是早就酝酿买房的或是在外面有房的、把户口还留在公房里或者子女较富裕能赞助买新房的人，得了补偿款，正好如愿。走得不痛快的，多是在外面没有房，有住公房的也有住私房的，面积小，补偿款不够买新房。还有第三类再怎么也不想走的人，在胡同里有祖辈留下的房产和家族的情感。

“平时生个病，往前走是协和，往西是隆福寺中医院，往东是东直门医院，都是我的医保医院。孙女上学就在九条胡同里，都不用过马路。要是给我赶到‘农村’去了，那里能和这边一样，5分钟能走到医院看病，5分钟能接回孙女吗？”

这些不知道答案的问题，让许多像李春荣一样的居民与拆迁办工作人员的谈判变得艰难和漫长；他们并不关心“拆迁是否破坏文物”的问题——生活质量的排名远比历史文化的需求靠前。

廉租房轮不上，经济适用房等一等

这间平房是李春荣在北京唯一的“产业”。当初单位给她分了交道口一套60平米的板楼楼房，考虑到老母亲行动不便，她主动和人换到这里。这个院的房源都是单位的，后交由房管局管理，又分配又调整的，硬性安插了很多外人，逐渐显得非常拥挤。

“这儿的习惯一直没变，解手还是使用胡同里的公共厕所。”下水道一堵塞就发水；四合院的线路老化，用大电器就容易失火；一到夏天，苍蝇蚊子满屋子飞；冬天更不好过，煤球炉子经常封不好火。这些理由，好像让李春荣“同意拆迁”的选择变得轻而易举。但恰恰相反，“我在这儿至少还住在自己的屋里，搬走后我能买得起房子吗？”

这一阵子，胡同里的街坊见面都在说拆迁的事。一样的补偿方式，一样的离开结局，大家关心的事情也都一样：胡同外面的房子和高涨的房价。李春荣从大家的口中得知，几年前被强迫腾退清出四合院的居民，补偿费用很少，运气好一点才能搬进居民楼（公寓式建筑）里，也第一次知道了“廉租房”，“在哪儿呢？连影儿都没有！”说起来靠点谱的经济适用房同样遥不可及，一般在五环外约4000元一平米，最普通的都要2650元，可房号不是那么容易弄到的。“商品房咱买不起；廉租房轮不上，咱就不租；经济适用房等一等，咱就等着。1万套房，有5万人在排队，而且还要优先奥运拆迁。究竟叫我们这些无力购房的拆迁户怎么办是好？”

“我不要钱，你就给我找个房子，不要太大，只要住得合适。”走出胡同，老人家的话始终在耳边回响……听说，胡同北边将兴建一个投资巨大的四合院豪华住宅。而据某媒体报道，已有多位国外富豪表达了在北京购买四合院的置业意向。“对在北京的少数有钱人而言，四合院已经成为房地产最高地位的象征。购买一套四合院有时需要同多达30户家庭进行艰苦的谈判。”